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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兵器

作者: 汪新 发布时间: 2020年10月18日 05:40:15

 从战国时代开始,中原农耕民族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就采取了多种策略,如修筑长城、习练骑射,等等,既学人之长(骑射)也扬己之长(城守),目的是以攻防兼备、具有综合优势的整体战术来遏制游牧铁骑的凶悍兵锋。在这个整体战术中,大力发展装备强弩的步兵是一个重要的方面,因为步兵弩阵的密集连续射击,能够比较有效地遏制骑兵的冲突,如果再有城垒依凭,其威力就更大了。战国晚期赵将李牧大破匈奴,是这种整体战术的成功之例。此战,赵军有战车1300乘、骑兵1.3万人,其主力是15万步兵,中有“弩者十万”。据《汉书·冯奉世传》唐颜师古注:“极者,谓能张弩者也”。古人习称张发弓弩为“毅弓弩”,即使10万“毅者”并非全部用弩,也必有相当一部分是配备弩的。于是,李牧“大纵畜牧,人民满野”,引诱匈奴来犯;“匈奴小人,佯北不胜”,诱其主力深入;而当匈奴大举人犯时,即以车、骑从两翼迂回,主力从正面出击,“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”((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))。

 以攻守兼备的整体战术对抗游牧铁骑,在汉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展,可以说,中原王朝之修筑长城、习练骑射、发展弩射,都以汉代为最。长城的修筑,只有明朝差可比拟,但明长城仍比汉长城短了一大截,而且明人重守轻攻,过于消极,其步、骑兵的战斗力是无法与汉朝相比的。骑兵的发展,大概只有唐朝能与汉代相比,但唐朝往往直接利用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组建骑兵,汉朝的骑兵则基本由北部边地郡县的农民组成,就汉族人习练骑射而言,似乎汉代的风气更盛。至于对弩射的重视,则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汉代相提并论。

厥张图

 汉代步兵中的弩手,称为“材官厥张”或“厥张士”,为步兵之精锐。汉初垂相申屠嘉,早年为“材官厥张”,从刘邦击项羽,升为“队率”(一队之长),后又升为都尉,由此发迹。(汉书·申屠熹传》唐颜师古注引如淳的话说:“材官之多力,能脚踏强弩张之,故越厥张。律有厥张士。”又(汉书·高帝纪》注引应助之言:“材官,有材力者。”汉代军中又有“强弩将军”、“厥张司马”等职,大概都是由弩手组成的步兵兵团的指挥官。

 汉代野战用弩,一般将弩手结成严整之阵,前排或左右有持格斗兵器和盾牌的兵士掩护,轮番密集射击。天汉二年(公元前99年)秋,李陵在浚稽山以5000“射士步兵”对抗6倍于己的匈奴骑兵,就采用这种战法大量杀伤敌人。据《汉书·李广苏建传》记:“陵引士出营外为阵,前行持戟盾,后行持弓弩,令日:‘闻鼓声而纵,闻金声而止。’虏见汉军少,直前就营。陵搏战攻之,千弩俱发,应弦而倒。虏还走上山。汉军追击,杀数千人。”

 汉代还将弩大量地装备长城沿线的塞垒。西北地区汉代的关塞和烽缝遗址中,屡屡出土记载武器装备情况的简赎,都属于汉军的“守御器薄”或“兵器簿”,其中最常见的武器,就是弩。由这些装备档案性质的简赎可知,汉代军中对弩的管理有比较严格的制度,登记内容大致包括:编号、弩名、弩力、射程(包括长期使用导致弩力和射程降低的情况)、损伤(无损伤则标记“完”,等等,如“官第一六石具弩一,今力四石柑二斤,射百八十五步,完”,诸如此类。这反映了时人对弩的重视。

 汉代人对弩的改进也有重大的贡献。他们在弩机的诸部件之外,加装了一个青铜机匣,时人称之为“郭”(或写作廓)。机件安装在匣内,再嵌人弩臂上的槽中。正如《释名·释兵》所说:“牙外曰郭,为牙规郭也。”这样,贯连弩机各部分的轴梢(键),不仅穿在弩臂之槽的边框上,而且也穿在铜郭的孔中,因而能够承受更大的张力。

西汉兵器弓弩

西汉弓弩

 为提高瞄准的精确度,汉代人还将弩机的望山加长,上面刻出分度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青铜弩机,望山高出郭面4.5厘米,分刻五度,每度间又刻出半度的标线,度线错金。这种刻度为瞄准提供了一个标尺。射击时,依据与目标物之间距离的远近,选定望山刻度中的某一条标线,将它与箭矢的端头和目标三点连成直线,即可使射出的箭矢准确中的。因为飞行的箭矢受地球引力和空气阻力的影响,总是以近于抛物线的曲线前进,所以发弩时,必须将弩臂前端微抬起,使望山、箭钱和目标物在一条直线上,射出的箭矢以高于瞄准线的轨道飞行,才能命中目标。望山刻度的出现,说明汉人对射法中这种纯粹经验的把握,已有定量的计算,并据此总结出相应的标准。宋代沈括曾见到海州出土的一件古弩机,望山上有刻度。他研究后指出:“原其意,以目注链端,以望山之度拟之,准其高下,正用算家勾股法也。”中国算学称直角三角形的短边为“勾”,长边为“股”,那么望山是“勾”,由望山底部至敬端是“股”,两者成为勾股的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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